从城市淘金到返乡创业

来源:新民周刊 03-26 11:28 22259 阅读

发达地区过去的流动是单向的,都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。人口流失意味着一个地区的衰退,鼓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,城乡融合发展,乡村振兴的根本就是人才振兴,人是一个地区最根本的力量。

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一条条马路整洁如新,一幢幢写字楼灯火通明,一片片生态大棚蓬勃生机,年轻的人才,关乎一个乡村、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,大到经济腾飞、智能升级,小到市井生态、环境更迭。四十年来,从上山下乡到进城淘金,再从进城淘金到返乡回流,各种层级的人才,伴着人口红利溢出效应,以螺旋式上升的U形姿势,在改革开放“应势而动”的洪流中,转型、重组、融合、正在发生。

进城淘金是一种潮流

80年代的中国,“城市”被定义为年轻人的光荣与梦想。在那里,再艰难的设想,仿佛也有大概率实现的可能。

四月份的兰州车站广场,早已被云集的人群淹没,污黑、疲倦的面容、大包小包的行李,行色匆匆的脚步……西安开往乌鲁木齐的143次列车刚驶入兰州站,蜂拥的人群,就挤上了满载的火车,冲上去,被推下来,又再次冲上去……在现代交通便捷的时代,你似乎无法想象这如电影般的画面,是真实发生过的——1989年4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上,记录了6000个来自四川、河南、山东打工者“进城”潮的缩影。

  时间倒退回10年前,1978年中国城镇化人口还不到18%,再往前追溯到1955年,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毛主席讲话 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!”,那时,潮流当道的不是进城,而是下乡。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,远赴关东北大荒,开垦出1200亩荒地。浙江青年去新疆、广州青年去海南、江苏四川青年去青海,正如80年代“进城潮”的轰轰烈烈,这场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达1600万人。

  一边扎根农村,另一边蜂拥进城,中国人口迁移第一阶段的抛物线转变,本质上与中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,由政府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型息息相关。建国以后,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,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薄弱,农业生产落后,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,必然要通过上山下乡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。

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院院长张尚武认为,城市人口城镇化,本身就是人口再分配的过程,趋势分两个,一个向沿海城市流动,一个向高效率发达城市流动。而这一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。“80年代初期流动量不大,大多‘离土不离乡’,主要在长三角、珠三角流动;80年代后期开始,异地跨省流动开始上涨,2000年到2010年增长最快。”究其深层原因,由政策扶持、产业转移、劳动力配置不均等多种合力集结而成。而这股潮流在历史扉页中,以各种形式留存了下来。

1991年,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《外来妹》热播,主演陈小艺回忆说,《外来妹》像一个窗口,将“城市候鸟”的人情冷暖、生活百态展露在世人面前;2011年作家十年砍柴在《进城走了十八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城市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繁华、文明,意味着摆脱农村的劳作,用我父亲的话来说:扔掉锄头把了。”随之而来的是,十年间,全国外出务工人数由3000万人,增长到2.5亿人,足足翻了8.5倍,一度引发社会轰动。

  有组织、成规模的人口迁徙令人振奋,它不是随机偶发的现象,而是得益于每一次政策的“与时俱进”。1984年,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“允许务工、经商、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”,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;1985年,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、设坊、兴办服务业,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,打破对农民“离土不离乡,进厂不进城”的限制。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、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,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。

不过,政策只是洞察社会趋势的“冷启动”,如何顺潮流而动才是正儿八经的“技术活”。90年代初期,春节刚过,来自黔北山区17岁的姚华,就背上行李,结伴邻乡,汇入了淘金天堂深圳、广州等地的滚滚洪流。两年间,聪明的姚华分别在广州一家服装厂、东莞电子配件厂,成长为老板最喜欢的熟练技工。“和200多名同乡共向老家汇款约20万元,当时万元户都很稀缺,大家觉得很震撼。”姚华说,次年回乡后,他们带回了在南方才流行的服饰、歌曲、观念,临走时,身后多了1000多人的尾随队伍。“打工”从那时起,真正成为一个流行词。

“当粮食市场需求开始饱和,一些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农民,不甘于低下的土地回报率,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‘副业’,贴补家用。”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认为,随着80年代中后期,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,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。十里八村的乡邻们一家看着一家,走出家门,走出田野,这支队伍逐渐壮大且“风生水起”。

另一方面,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,及城市部门的工业化发展,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,省际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物理条件得到满足,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出农业生产环节,就必须面临解决出路。而此时放开对“农民进城”的限制,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格局壁垒,更是对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体制创新。

实践证明,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,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,收获是丰硕的,可增加农民收入,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,促进城镇化发展及经济社会的繁荣。而伴着政策的调整起伏,进城热并未在短时间内消沉,人数反而逐年上升,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,从上世纪90年代到1999年,农村转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多达3亿。

“返乡军团”成创业先锋

进城务工人员,用一双手助力中国城市经济腾飞,但他们,始终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。

四十年前,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,以最符合现代的方式,通过劳动期望改变生存境遇和命运,但是即将为其接风的城市,似乎并未做好完全接纳他们的准备。

在“进城热潮”持续的几十年间,长足进步与现实问题并存。“发达地区遇到了瓶颈,产业结构调整,承载能力、就业能力减弱,从而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在下降。”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——“土地城镇化”远大于“人的城镇化”。从一组数字可以清晰看到,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.9%增长到2012年的52.57%,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%左右,以常住城镇人口为7亿人的基数统计,大约2.2亿人仍然持有农村户籍。

《乡愁里的中国》作者叶一剑,曾在解读城镇化进程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:心安之处是故乡,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,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。但这或许不是最佳答案,重建只是外在因素,人才兴衰是一个地区最根本的力量。“过去流动是单向的,现代鼓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,融合发展,在建设城镇现代化时,也不能忘记乡村现代化。”张尚武认为。

新力量重返农村,是历史的必经阶段。事实上,早在2010年以后,我们就已经看到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波动、新特征,比方说,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开始趋于稳定,甚至从2014年以后有所下降,人口向东部省际人口迁移率明显减弱。相关数据显示,目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40万,非农创业人员达到300万,增幅均保持在两位数左右,其中包括农民工、大学生、退役军人和科技人员,就连部分城里人也开始选择到农村扎根。“他们中年龄20—40岁,高中以上学历占40%,这批人素质是很高的,已经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主力军,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。”任远表示。

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正对面,立着一块“小岗新时代家庭农场”牌子,后面是一排整齐的白色大棚。31岁的小岗村民杨伟在这里种植了16个棚的草莓,4个棚的葡萄,4个棚的西瓜和车厘子。

2013年,在部队服役8年后,杨伟回到这片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。起初,对于杨伟的选择,家里人都不理解,认为他读过书、当过兵,应该去外面闯荡一番。“在部队的时候,每年休假回来,我都感觉村里有变化,今年多了一条路,明年盖了新区。亲眼看着小岗村的发展,自己也要回来干点事情。”选择返乡创业这条路,杨伟干劲儿十足。

返乡后的杨伟,事业可谓风生水起,2015年,他通过专家指导和外出考察,以每亩600元的价格流转了20亩土地,搭建起11个草莓大棚。从品种选择、管理大棚温度湿度到施农家肥、防治病虫害,两年多的钻研,杨伟成为大棚草莓种植的专家。“去年大棚纯收入11万元,今年我又流转了15亩地,扩建到24个棚,就等着过个丰收年。”杨伟说。

可以看到,农村创新创业,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思路,不再拘泥于小打小闹,而是撸起袖子主攻信息化、智能化甚至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,数据显示,在农业创业创新领域50%多的项目都是基于信息技术开展,近90%的项目都是一二三产业融合而成的联合创业和合作创业,简单归纳,从传统特色养殖,延伸到加工流通、休闲旅游、电子商务等特色化、小众类、中高端产业。“城里有农村也有”的理想,将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新态势。

而这一新态势还在持续迸发新的能量,2018年1月17日国务院确定了进一步支持返乡创业的措施,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。农民工返乡创业正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和活力,调查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,目前在农村所有劳动力人口中,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占43.7%,其中有43.71%从事非农业生产,进一步看,目前在农村的劳动力中有创业意愿的占12.8%,而在回流迁移的劳动力中这一比例达到15.7%。

任远认为,返乡创业可从两个层面分析,从大的层面讲,由于进城打工人群年龄升高或者能力增长,延续性地产生了回流人口的增加。称之为“人口逆迁移”。更重要的是,东部地区产业到中西部地区转移,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中西部地区发展,就业机会增加。从而带动了返乡创业趋势转移,使得产业发展更加平均化、平衡化。

从小的层面讲,“一方面是家庭内在需求,父母年迈、孩子留守,家乡劳动力缺乏是客观原因,另一方面是城市中间的排斥性,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相对较低,令他们在城市中间很难永久沉淀下来。“进城再返乡的这部分人,大多在城市中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,他们能用更前瞻的视角、超前的能力,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不断的活力。”

如今在中国广袤的农业大地上,从田间地头的“土专家”到创新工厂的“农创客”,再到互联网上的“新农人”,进城的潮流逐渐褪去,新一轮的返乡创业时代已然来临。

“人口红利”的正确配置

返乡和回流是有效的城镇化的组成部分。任何一个人口迁移潮流背后,都客观存在和必然存在着一个“人口逆迁移”潮流。这个内含着回流的迁移流动,也具有其“回流效应”,对农村发展、家庭福利和城镇化过程发挥积极作用。

下乡、进城、再返乡……经历了两次人口大迁移,接下来的走势会像抛物线一样,再经历一次进城吗?根据张尚武的观点,更多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。如何做到双向流动,需要从人口红利和城市配置上下功夫,在人口大逆转的“大浪淘沙”之下,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?一二三线城市甚至乡镇应该怎样配置资源才最优?

事实上,从进城成为潮流到返乡创业先锋,中国人口红利释放得非常充分,并得到了有效利用,改革开放、劳动资源、全球化三者紧密相连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,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,才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,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。除此之外,我国对外开放,积极引进外资,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引进的外资相结合,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。

但需要强调的是,人口红利不会长期持续,因为我国在1950-60年代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10年以后逐步进入老年,而他们的子女数量较少。所以,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对于15-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,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加,老龄化越发严峻正在预示着人口红利的终结。

不过,从另一个角度讲,老龄化如何转化成资源、带来社会结构调整,值得关注,人口红利的深层效应依然有待挖掘,而它的现实存在,最终一定会转向中国发展的问题,比方说,如何将劳动力数量转向劳动力质量。首先从自身找问题,在做基层调研的过程中,许多大学生反映,自己的专业在乡镇区域并无用武之地,这本身与故步自封的理念、城市产业结构跟不上十分相关,抢人才容易,留住人才难,“抢人大战”看似找到了解决之道,但如果城市吸引力太弱,也很难再谈生存空间了。

而随着迁移到城市的人越来越多,许多人远离了农耕作业,不再拿起镰刀下地,这时候关心农民、热爱农村的职业农民也就应运而生,作为劳动力质量蜕变的衍生物,职业农民并不是农民的身份,而是真正成为一份职业,他们利用城市的先进技术,洞察市场需求,靠着地缘、血缘的天然关系,动员人们一起推动乡村发展,从而实现其返乡的内在价值。

当然,这并不是说城市就此失去了吸引力,她依然有“吸虹效应”,任远告诉《新民周刊》,从城镇化持续深化的角度讲,迁移人口越多,回流人口也越多,而这一深层原因,源于迁移流的连续效应,实际上也是往城市迁移的内增性结果。“城市的发展质量、功能配套、文化理念,都需要随着高质量人才的进驻,不断改革创新,因此,迁移效应必须增强,而非减弱”。

随着中国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,必须依靠差异化思维,学术界提出了一个“精明增长”的概念,针对发展效率高的特大城市、大城市,如何聪明地管理好自己的资源,守住发展的底线,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竞争力和现代化。与此同时,一些二线城市及乡镇地区的收缩,亦要学会“精明收缩”,一张一弛,方能实现效率、公平和生态在城乡融合间协调发展,而这,也正是实现人口迁移合理配置的重要引擎。

一个国家的城镇化,是到一定阶段的历史转型的必然结果,从高速度走向高质量的过程,正是不断满足共同发展、共同富裕、共同幸福的终极目标。只有从根本上缩短人与人、人和地区、地区与地区差距,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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